外贸出口疫情的影响丨贸管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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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座城市生病了，武汉这样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疫情，并在其他城市也陆续产生了感染，抗击疫情成为各个城市2020年的头等大事。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此次疫情无疑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复杂的影响。

前段时间，中国经济一直致力于“六个稳”。由于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其中的“稳外贸”难度最大，也最难能可贵。面对着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眼下遇到了新的阻力。

毋庸置疑，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对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有很大影响。对此，要做好思想准备，甚至不排除来之不易的“稳外贸”成果遇到新挑战的可能性。

首先，从自身实力来看，未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根本出路，但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现阶段中国外贸仍处于传统劳动力资源竞争优势正在消失而外贸竞争新优势尚未全面形成的“空窗期”，中国外贸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免疫力”也相对较弱，因而需要更悉心地呵护。

从竞争对手来看，当年“入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但随着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红利的边际效用明显递减。相反，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越来越突出。由于中国有产业链完整、规模经济等有利条件，短时间内国外客商尚不会轻易舍弃“中国制造”，但受疫情影响，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将会因这些国家的“趁虚而入”而减少。

从贸易伙伴来看，在逆全球化势力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经济体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愈演愈烈。迄今为止，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延续了近两年时间。尽管中美两国在2020年1月15日签署了经贸磋商第一阶段协定，但并未让美国放弃“美国优先”政策。现阶段，中国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美国有些人也不会放弃打压中国的“天赐良机”。

无论从发展水平上看还是从经济结构上看，无论是当年的“非典”疫情还是眼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都不可小视。

众所周知，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3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年GDP的33.2%，而2019年，第三产业在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53.9%。与当年相比，第三产业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也占“大头”，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停工停产对于第三产业直接造成的损失自然会远远超过2003年。

但是，事实上，相对于制造业而言，许多服务行业更多带有不可贸易特征。尽管中国的服务贸易在近年来增长较快，但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相比几乎不再是一个数量级。在这种情况下，货物贸易出口下降对于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第二产业。2019年，第二产业在GDP中占比已经降至39%。由此看来，新型冠状病毒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就外贸路径而言，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压力更多聚焦在国民经济中不再“占大头”的制造业。

对中国外贸而言，是考验，但不会趴下

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中国的外贸来说是一次考验，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让中国外贸就此趴下。

从短期来看，这场疫情对于中国外贸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快就会显现出来，但这种影响却不再是“定时炸弹”。例如，为了更好地抗击这场疫情，国内普遍延长春节假期，许多出口订单的交货必然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停止签证、停航、停止举办展会等措施使一些国家与中国的人员交流处于暂停状态。负面影响已存在并显现。但世界卫生组织在宣布将中国疫情列为PHEIC时还后缀上两个“不建议”，不建议采取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事实上，这两个“不建议”绝非是为了给中国“留面子”而有意后缀，而是充分体现出针对中国应对疫情措施予以的认可，也是一种既不掩饰也不夸大疫情的务实表现。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的外贸发展内生增长动力还是强劲有力的。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不断加速。与 “非典”时期相比，中国的华为、三一重工、海尔等企业都已经走到世界领先位置，通讯设备、工程机械、家用电器、高铁、核电设备等领域的“中国制造”也在国际市场上驰名。换一个角度看，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进口贸易也充分发挥了作用，如进口医疗设备、口罩等。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有被扑灭，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就会负担比较明显的风险溢价。

据了解，针对疫情导致的不能按时交货，有关部门也在帮助企业办理“不可抗力证明”，尽量让企业所受损失降至最低水平。

当然，仅靠短期的找补是不够的。如果短时间内扑灭疫情，中断的贸易关系很容易恢复，而如果疫情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控制，国际贸易和对外交流势必会受到强烈冲击。

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相对“非典”时期，以下应对措施对于抵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我国外贸带来的冲击会是有效良方：

一是要加大创新驱动力度，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进一步夯实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

二是扩大市场准入，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让更多的国外大企业“扎根”在中国；

三是要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市场上寻找更多商机；

四是要结合国内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双升级”，进一步扩大内需，将国际市场的“中国分场”扩大带来的机会利用好。